司馬遷與史記              轉引自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第二章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遊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遊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遊,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遊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願囑託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于著史,並參與了《太初曆》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後,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駡李陵。司馬遷憤怒于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於無奈,以後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於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願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於是“隱忍苟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採取的反抗形式。終於在太始四年(前寫於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於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後其事蹟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餘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敍述歷代君主或實際統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敍事的補充和聯絡;“書”是天文、曆法、水利、經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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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以前,歷史著作都帶有資料彙編和整理的性質,作者大都不明,難以說是由某個個人獨力完成的:諸子書實際也是各個學派文獻的彙編,並非由學派的開創者單獨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獨立城篇的。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後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瞭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後,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彙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後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後人補綴的)。那麼,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並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讚歌的工具。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並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準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遊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瞭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於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鬥角、厚顏無恥的現象,更是紛呈畢現於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並不帶有醜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並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象背後的規律是什麼,但足以啟發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於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於政治性人物,範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範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民領袖、卿相、將帥、後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遊俠、商人、戲子、醫師、男寵、蔔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後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並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度。但是作為一個忠於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並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欲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於戰鬥、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師方技之人苦心鑽研、農工商賈的各項經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的活動。儘管這樣並列的敍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後,是《呂太后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堙A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後世。所以,他也很讚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堶情A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並不完全符合統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後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管仲列傳》卻又讚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後不肯殉節、從囚牢堨X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遊俠對社會統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讚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複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於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治思想的束縛,敢於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別于後代所有其他正史。

第二節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於《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於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衝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於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於《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敍述歷史人物事蹟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心的痛苦和鬱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後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敍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敍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敍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後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敍事文學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複雜的歷史事件的敍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於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並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敍事態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敍事態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敍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敍述。司馬遷作為敍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後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敍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迴旋餘地。但是,所謂客觀敍述,並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敍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於敍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遊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國策》中少數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後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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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堣]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敍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臺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敍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生文學所需要的啟動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於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敍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敍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複。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徵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徵和次要經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複而又能把事件敍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敍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複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緻,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於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於敍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采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別的,身份和經歷相似的人物,也並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於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後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後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複職後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後,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人與環境、地位的關係,揭示出人性的複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傑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讚美平庸、苟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後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並無必死之罪,只因不願以久經征戰的餘生受辱於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歎再三。
  對於《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並善於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徵。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繫,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性格、展現其內心世界的基本手段。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徵、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對話往往最能活生生地體現人物的生活經歷、文化修養、社會地位,也為《史記》所注重,有許多優秀的例子。劉邦、項羽微時見秦始皇巡遊的威儀,各說了一句不甘於自己地位的表白。劉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多有羡慕;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則更多仇恨與野心,可以看出他們當時不同的處境。韓安國下獄為獄卒所辱,他以“死灰豈不復然”威脅獄卒,獄卒大言不慚地說:“然即溺(尿)之!”活現出小人物在可以欺淩大人物時不顧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陳涉世家》寫陳勝稱王后,舊日種田時的夥伴見了他的宮殿,驚歎說“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用了鄉間的土語,表現說話人的質樸魯莽,也是非常生動逼真的。
  前已提及,戲劇性的場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絕好手段。因為在尖銳的矛盾衝突的焦點上,各種人物都依據自己的利益立場、處世習慣、智慧和能力、與他人的關係,緊張地活動著,既各顯本色,又彼此對照,個性能夠表現得格外鮮明。如在“鴻門宴”一節,我們可以那樣清楚地看到劉邦的圓滑柔韌,張良的機智沈著,項羽的坦直粗率,樊噲的忠誠勇猛,項伯的老實迂腐,範增的果斷急躁。同樣的例子,還有荊軻刺秦、钜鹿之戰、竇嬰宴田豳等等。司馬遷是喜歡把人物放在這樣的場景中來表現的。
  總的說來,司馬遷描繪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體的行動中,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在人物的命運變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間的對比中完成的;由於司馬遷對各種人物都有深刻的觀察,對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環境、地位上的變化有深刻的體驗,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躍而富有生氣地浮現在我們面前。
  《史記》的語言藝術,也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被尊為典範,代表了駢文出現以前所謂“古文”的最高成就。
  從戰國諸子的文章、縱橫家的遊說之辭,到漢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鄒陽、枚乘、賈誼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鋪張排比被作為一種普遍的手段。司馬遷在吸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拋棄了鋪張排比,形成淳樸簡潔、疏宕從容、變化多端、通俗流暢的散文風格。《史記》中極少用駢儷句法,文句看起來似乎是不太經意的,偶爾甚至有些語病,卻很有韻致、很有生氣。因為司馬遷在敍述中始終是傾注情感的,根據不同的場面,出於不同的心情,語調有時短截急促,有時疏緩從容,有時沉重,有時輕快,有時幽默,有時莊肅,具有很強的感染力。
  司馬遷對古代語言和現實生活中的語言都有很高的修養,並且善於把兩者融合成統一的整體。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經過適當處理。對最古老的、同當時語言已經差距很大的《尚書》,是徹底的譯寫;對《左傳》、《國語》,有很多的改動;對同當時語言最接近的《戰國策》,則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時也大段抄錄。《史記》基本上屬於書面語,但同當時的口語距離並不很遠。書中還廣泛引用了許多民諺民謠,如《李將軍列傳》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廣不善言辭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於概括性,又富於生活氣息。此外,前面說到《史記》寫人物對話,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也增加了語言的生氣。後人把《史記》的文章作為一種典範來學習,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記》語言的主要特色,就在於它充滿情感、富於生氣。

 

第三節 《史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敍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至於直接取材於《史記》的歷史小說,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統計,僅現存的元雜劇中,就有十六種是取材於《史記》的,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誌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係。
  在史傳以外的散文方面,由於魏晉南北朝及初唐時期駢文盛行,《史記》的影響尚不是很明顯;中唐以後,由於韓愈等人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北宋歐陽修等人所倡導的文體革新運動,以及明代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等等的不斷推動,《史記》的影響日益增長,被推崇為與駢文相對的“古文”的崇高典範。唐宋八大家,明代的歸有光,乃至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散文家,無不規模《史記》的文章。當然,這些作家推崇《史記》的原因、學習《史記》的得失,情況很複雜,只能在以後有關章節中加以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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