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典 散 文 導 論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林伯謙撰稿

 

一、散文的名義

 

    「散文」一詞產生的時代不會太早,大致說來,應不早於北宋末;但也不晚於南宋初。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即引周益公(周必大封益國公)的話,說:

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辭,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周必大這番話是專為劉錡追贈太尉的制詞而說;劉錡卒於完顏亮渡江被殲之後,可見南宋紹興年間,已有「散文」這名詞出現。但是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又說:「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朱弁《曲洧舊聞》卷九也說:「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為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

這說明了「散文」在北宋初期稱為「古文」,後來一度改稱「平文」,而「散文」又是從「平文」轉化而來,若要成為約定俗成的通稱,可能還需一段時間,因此「散文」一詞的成立,自不早於北宋末期。 (補充:譚家健《中國古代散文史稿》附錄〈「散文」源流小考〉,引用馬茂軍的研究,認為「散文」作為文體概念,「已在北宋初年的佛經中出現」,因贊寧《宋高僧傳》卷三〈唐大聖千福寺飛錫傳〉有云:「奉詔於大明宮內道場同義學沙門良賁等十六人,參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并《密嚴經》。先在多羅葉時,並是偈頌,今所譯者,多作散文」另北宋畢仲游《西臺集》中討論科舉考試的一段話也說:「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散文」與「詩賦」相對,並與經義考試聯繫,可見是指散體文。以上論點,頗可商榷。理由是贊寧〈飛錫傳〉的話,實有所本,唐代宗為〈大乘密嚴經〉作序已經說:「夫翻譯之來,抑有由矣。雖方言有異,而本質須存。此經梵書,並是偈頌,先之譯者,多作散文……。」自佛教十二部經來看,與「偈頌」字數整齊形式相異者,應屬「長行」,但「長行」不像「散文」那麼簡單易懂,所以就用「散文」取代之,「散文」只是十二部經中的一種書寫形式,還不能普遍成為辭章學的文體名;何況「散文」一詞,不只見於唐代宗的序,在代宗之前,如姚秦三藏筏提摩多譯龍樹《釋摩訶衍論》卷二也有頌云:「本論雖明,今更作重釋,將契經散文,屬斯論總言。」因此《宋高僧傳》的資料,不足以當成文體名稱之始;再從畢仲游的話意來看,「詩賦」應與「經義」相對,而「散文」是與「聲律」相對,此處「散文」單純指一種不押韻、字句參差的表現形式,也非文體專有名稱。「散文」真正成為文體專門術語,仍應在南北宋之交。)

    從前文所引資料,便能看出「平文」和「散文」是與四六駢體文相對的名詞;駢文講究縟麗的詞藻、豐富的典故、諧美的聲律、對偶的句法,因此所謂「平文」、「散文」,即指不受形式侷限,能變化隨心的「平易之文」、「散行之文」。

至於北宋初期所謂「古文」,乃是承襲唐代古文運動對文章的稱呼,而與盛極於時的駢文另一種稱謂--「時文」相對,歐陽修〈蘇氏文集序〉最能說明這種情形:

(蘇)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居士集》卷四十二)

    雖然「散文」一詞起源稍晚,但中國原是尚文的國度,所以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也引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再如〈襄公三十一年〉這段話:「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這是說子產善於用人,在外交方面,一定先請精通各國情報的子羽(公孫揮)撰擬幾份辭令稿,然後和裨諶坐車到郊外先行策畫,再由馮簡子決斷,最後就交子太叔執行。如此周密的程序,更讓人體會文辭與當時政治社會息息相關,而「散文」興起的久遠,自可見一斑。但是兩漢以前,並無嚴格的駢散區分,凡撰述都稱「文章」,如《史記•儒林傳》云:「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便是一例。

    「文章」一詞沿用到後代,不謹駢文、散文稱「文章」,即使是有韻的詩賦也照樣稱「文章」,如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云:「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居士外集》卷十四)

「文章」在六朝時期還一度分為「文、筆」,劉勰《文心雕龍•總術》就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可見晉宋以來,凡有押韻,如碑銘頌贊,皆與詩同稱為「文」,否則便叫做「筆」。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對此分別得很詳細:

      手筆差異,文不拘韻故也………。吾雜傳論(指《後漢書》),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全宋文》卷十五)

范曄說到《後漢書》史傳、序論因無押韻,故稱「筆」;史贊有押韻,故稱「文」。後來梁元帝對於「文、筆」又有不同的定義,《金樓子•立言篇》說:

      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按照如此分法,當時盛行的駢文就是「文」;衰落的散文便是「筆」。直至唐代,仍能見到「文筆」或「詩筆」的稱呼,如劉知幾《史通•自序篇》說:「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卷十)趙璘《因話錄》卷三說:「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讀韓杜集〉:「杜詩韓筆讀來愁,似倩麻姑癢處搔。」(《樊川詩集》卷二)在這裡,「文筆」或「詩筆」不過是典雅的稱呼,不像六朝還存有「文」優「筆」劣的特殊觀念。

另由於韓愈提倡復古,所以他所寫的文章便自稱「古文」(案:司馬遷〈自序〉說:「年十歲則誦古文」,「古文」泛指「古代典籍」,與「文章之古」所指稍異),其〈與馮宿論文書〉說:

      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又〈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初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卷五)韓愈所謂的「古」,正是橫佚八代,上繼秦漢的意思,這顯然與六朝麗辭的唯美主義大相逕庭,也因而導致駢散從此勢同水火,戾如仇讎!

此後直到明清,還是有人稱「散文」為「古文」,清代程廷祚《青溪集》卷十〈與家魚門(其姪兒程晉芳,字魚門)論古文書〉正說明兩點原因:「一則對科場應試之文而言;一則由唐宋諸子自謂能復秦漢以前之文而言。後代言文者,率以唐宋為依歸………而自命為『古文』。」所以像方苞有《古文約選》;姚鼐有《古文辭類纂》的選編。

綜觀散文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除有「散文」之名,也有「文章」、「筆」、「古文」、「平文」等別名,現代人不是稱之為「散文」或「古典散文」,便是稱「文章」或「古文」,「筆」和「平文」則廢而不行,至於,詩歌詞賦,目前已罕用「文章」來稱呼了。

    清末民初的陳衍(號石遺)曾寫了一篇〈散體文正名〉,認為今人寫的文章是今人之文,古人寫的文章是古人之文,古人不一定勝過今人,今人也不一定不如古人,實在沒有必要託名於古,他說,「古文」一詞,從韓愈開始就錯了,如果今人寫的文章是古文,那麼今人難道也可以說是古人嗎?因此他的結論是,「古文」一詞可廢,僅用「散文」一詞就可以了。

       陳氏的說法看似合乎邏輯,實際上卻忽略了今人縱然不是古人,仍能依照古人的句式或語法或名家特殊神韻,寫出道地的「古代之文」,姑且不論這篇「古代之文」是剽竊套襲或胎息孕化;是格調庸鄙或風神獨具,畢竟它是今人寫出來的「古文」。試看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取其句讀不類於今」,「不累於今」正說明形式的古;但他還不以此自足,他認為「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正說明他的精神與古人相契,他要藉由古文辭來闡揚古道,可見韓愈自己坦承是「今人寫古文」,陳氏反而疏忽他的話了。雖然陳氏以時間區隔今古沒什麼大錯,但此舉不僅會抹殺文學傳承的軌跡,也容易造成混淆的情況,模糊了文體的本質,且以目前用白話描繪周遭人事,或敘述個人經驗感情的「散文」來說,難道不會與古文辭寫出的「散文」混淆嗎?「現代散文」是繼承晚明小品獨抒胸臆,手寫我口的特色,稱之為「散文」本無不當;但為使人易懂,免於誤會,保留「古文」(古典散文)一詞,並不為過。

 

二、散文的流變

 

    散文的興起既非常久遠,在它開展過程,必迭有盛衰,為了便於敘述,以下且以朝代為經(其實各種學術的演進,都有軌跡可尋,並不完全取決於朝代興亡,但社會環境對學風仍有其影響力在),諸家名著為緯,略予說明。

    (一)先秦:先秦時代可說是散文的萌芽期。儒家經典多半在這個時期完成,古代讀書人無不將經典視同泰山北斗,於是產生文學從經典而來的宗經觀,從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說:「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檄,則《春秋》為根」,以至清代劉熙載《藝概.文概》仍說:「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顯然給予經典極崇高的評價。大致說來,散文發展是從簡短的口語記言,進為長篇抒論,其間分界,就在春秋戰國時代。這時期無論記載歷史事實或表現哲學思想的散文,全因經濟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劇變,而有重大的進展。

    從史傳方面說,像《左傳》記載一事,雖有千頭萬緒,但卻善於剪裁,使輕重疏密各如其分,聲情語態也妙到毫顛;《國語》看似重規疊矩(柳子厚批評它「繁蕪蔓衍」,見《柳集》卷四十五非《國語》),實際上卻是敘事極詳,句句各有所指,不應視為繁複;《戰國策》記錄說客縱橫捭闔之術,極能言善辯之能事,文字技巧,也不在《左傳》、《國語》之下。

    從諸子方面來看,儒家的《孟子》疏蕩明快,而譬喻假設,翻騰議論,頗雜縱橫家氣息;《荀子》穩重沈郁,幾近純粹儒者之言,渾厚之中自有淵懿之光,後代文家由於韓愈的揚孟抑荀,因此得力於《孟子》的較多。大致而言,儒家之文能「衍」(敷張);法家之文能「推」(深求),《韓非子》意理深刻尖銳,如剝蕉抽繭,教人辭窮俯首,最為法家代表;又像《莊子》的天才特出,想像超人,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表現生命的情態,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機趣橫生,蘇東坡因而嘆稱:「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史.蘇軾傳》)可說為道家散文譜出完美的樂章。

    戰國之時,諸子爭鳴,九流歧出,不僅在中國思想界放射耀眼光芒,就是散文創作,也因氣質觀念的差異而呈現不同風貌。從李斯個人思想轉變來看,便覺得非常明顯。李斯原是楚國的小吏,因見到廁中老鼠、米倉老鼠生活環境的迥異,於是發憤追隨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便以說客姿態入秦。後遇秦王逐客,李斯上書諫論,辭采偉麗,音節頓挫,仍不脫策士游說的長技。後來秦國統一天下,李斯相秦,習染反文尚法的風氣,不論頌德刊石,或書奏章表文字,便顯得質樸整穆而且深刻精要,環境移人,於此可見一斑。

 

(二)兩漢:兩漢散文仍延續先秦諸子散文與史傳散文的兩條路線,但這時繼承諸子思想的散文家,已不純粹屬於哪一流派,像《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儒家--陸賈、賈山、賈誼等,無論上書或論辯都有縱橫家的味道,這是因為儒家從戰國以來,逐漸染有策士之風的緣故。策士之文,指事類情,明快駿發,正是他們共通的一大特色。

    漢代史傳文以《史記》、《漢書》為代表。《史記》是司馬遷身罹腐刑之餘,忍辱完成的偉大著作,東漢末年的王允稱它是「謗書」(《後漢書•蔡邕傳》),但司馬遷在不違背史實的情況下,又能微言譏刺,一抒悲憤,若無深厚的文學涵養,是不可能辦到的。班固《漢書》以整飭精瞻見長,《後漢書.班固傳論》說:「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卷四十)《文心雕龍.史傳》也特別稱讚班固的文章:「其〈十志〉該富,讚序宏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

    如以文學形式而論,《史記》承漢初平淺樸實的氣質,所以善運散行文字;《漢書》受當時賦篇華麗鋪陳文風的影響,兼多排偶句法。從《史記》的單筆以至《漢書》的複筆,可見文章由散趨駢的態勢已定。東漢至初唐是駢文佔上風的時代;因此士人多愛《漢書》,直到韓柳力揭古文(案:柳宗元並不是特別反對駢體,只是「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的徒具表象之作,在他認為「文者以明道」,文章是為了彰顯事理而為,這「道」字與韓愈所說,僅限儒家的「孔孟仁義之道」並不同。)《史記》的地位才大幅提升。

    漢代除了諸子散文與史傳文之外,又有從二者蛻變出來的文士之文,這些文士皆擅長體制宏偉、筆調誇張、用字艱深的長篇大賦。其中如枚乘、嚴忌、鄒陽、司馬相如等,以文學娛遊帝王侯國間;蔡邕以曠世逸才,鎔經鑄史,為人作碑傳文。前者已漠視了思想的表達;後者也失去歷史求真的原則,文學的體製,因而越來越走向極端形式美的道路。

 

    (三)魏晉南北朝:這是散文極度衰微的時期。以文學遊走帝王諸侯的文士,皆推王侯為首,形成派系集團,各集團或因文學主張,或因政治立場的差異,互相角力較勁,這時期的文學即是「貴遊文學」。「貴遊文學」固然可以上溯至戰國養士之風,但真正形成以詞章互競短長的集團,仍要從曹魏開始。曹植〈與楊德祖書〉儼然以文壇耆宿的口氣,批評孔子以下,文辭無人不病;當世作家徐陳應劉等人,「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曹丕《典論.論文》一開頭也挑明「文人相輕」的毛病,並稱美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這正是牽涉到兩人嗣位之爭和集團立場不同,所引發歧異的文學批評攻防戰。

又如曹丕寫給吳質的兩封信,也都提到貴遊盛況,我們可引錄一段來欣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硍○],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從這段文字也能發現,貴遊文學競騁文華的結果,已促使文學辭采更趨誇飾雕縟,排偶句取代錯落的單行句;甚至聲律的精研,類書的編製採擇,也都逐步增加文章在感官(視覺、聽覺)和心靈的享受。

    誠如陳衍《石遺室論文》所說:「三國六朝散體文可論者甚少」,僅賴寥寥數篇,如諸葛亮〈出師表〉、王羲之〈蘭亭集序〉、陶淵明〈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與子儼等疏〉,堪維繫散文於不墜。至於北朝,因民性剛健,所以辭章還保存貞剛氣質,《北史.文苑傳》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義。理深者便於實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只是貞剛氣質仍以較整齊的偶式句表達出來,這是大勢所趨。衛操、高允(平城時期軍國書檄,多出其手,《魏書.高允傳》云:「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高閭(《魏書.高閭傳》云:「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讚頌,皆其文也……。閭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袁翻、常景(史臣曰:「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稿,可稱尚哉。」)等人足以備數。

    魏收所撰《魏書》卷二十三曾稱衛操「文雖非麗」,可見魏收深受南朝唯美文學影響,而有如此評論,《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傳〉就說魏收每譏議邢邵,「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特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又卷六十二〈柳慶傳〉:「尚書郎蘇綽語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麗,迄於江左,彌復輕薄,而洛陽後進,祖述未已!』」可見北人對麗辭的喜好,不下於南朝,散文至此已不絕如縷。

    值得稱道的是,北朝四部名著--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顏之推《顏氏家訓》、賈思勰《齊民要術》。他們原不為辭章而著述,所以頗能保持北方一貫質樸的氣息。《水經注》模山範水,文筆清雋警練,足以上追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下啟唐代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洛陽伽藍記》與《顏氏家訓》《四庫提要》云:「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齊民要術》專主民事,又博採異聞,多可觀采,在農家最稱翹楚。另如梁朝裴子野、北周蘇綽的務質樸、崇經製,大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氣概,也可稱是古文運動的先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佛法東來以後,到這時,譯經事業也逐漸開展。譯經之初,對於譯法的文、質、繁、簡,難免各有所偏,但為顧及譯文正確無訛,且能廣令大眾接受,最後多採既不工巧,也不拙魯,明白曉暢,深入淺出的翻譯原則;而在辯論性文字上,除名相辨析精確外,層次分明的論說方式,也同樣令人激賞,梁僧祐所編《弘明集》就是代表,這對於古文復興及散文的議論技巧,都有潛在的影響力。

 

    (四)唐宋:散文到了唐宋,經由韓歐多人的努力,重新奠定不朽的根基。被尊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高舉思想復古與文學復古的大纛,提倡儒術,排擊佛老;恢復古文,痛斥駢儷,以闡揚聖道為目的,撰寫古文為手段,從他〈答陳生書〉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我們就能瞭解他是文道並重的。只是復古在韓愈之前也有多人提出,為什麼到韓愈才蔚為風氣,喧騰一時,且又得到宋人繼盛?原因除唐代遭逢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韓愈適時提倡儒術,匡救政俗弊害,申明夷夏大防,且獎掖後進,抗顏為師外,主要仍靠他那雄肆險渾的筆力,善於描繪複雜多樣的內容,名義上雖是復古,實際上卻是創新。〈答李翊書〉說:「為陳言之務去」;〈答劉正夫書〉說:「師其意不師其辭」;《樊紹述墓誌銘》也說:「為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在在可見韓愈立意不存古人面目,俯仰無愧的自得神采,林琴南《韓文研究法》開宗明義點出:「韓氏之能,能詳人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詳。」正說明韓文不同流俗的特質,至於這種特質,全由磅礡的氣勢營造而成,韓門弟子如李漢、皇甫湜,以及後世文家多注意到這點,在此僅錄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以供參考:「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柳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唐代散文的另一位大家柳宗元,本是積極參與政治改革的人物,但當改革遭到保守勢力的反撲失敗後,他也因此一蹶不起,最先被貶永州十年,後又調為柳州刺史,以致死在柳州,才四十七歲。由於柳宗元這麼特殊的生平,反而造成他在文學上的卓爾不群,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即說:「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立以至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韓愈還推崇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見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但這只是舉其大要,若仔細分析韓柳差異,我們會發現韓以孔孟繼承人自居;柳則兼容數家,不純為儒者,甚至從文章的遣辭,義理的析辨上看,柳宗元更近於名法之流,韓愈〈墓誌銘〉稱「子厚少精敏」「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這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的恂恂儒者之風就截然不同。

    在子厚文集中,不僅考證論辯文字不在少數,影響所及,一般作品也都顯現精雅峭深的風貌,山水遊記描摹精澈,意味雋永;寓言作品狀聲繪影,諷寓深刻,無不是名法精神的體現。但是子厚思想涵蓋面很廣,文集中另外也有儒、釋、道的思想,這種思想全數為子厚所統合融貫於創作之中,絲毫不覺其衝突矛盾。從宋朝歐陽修開始,就因子厚思想「不純正」而加以排擠,到清代桐城派,方苞詆之最甚,姚鼐對他也頗有微詞,其實子厚能成為一代大家,與韓愈同執文壇牛耳,絕非偶然,《石遺室論文》分析柳文五項特點云:「出筆遣詞,無絲毫俗氣,一也。結構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資高,識見頗不猶人。根據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記誦優,用字不從抄撮塗抹來,五也。」

    宋代詩文至仁宗慶曆年間大變,主導一時風會的,正是紹承昌黎志緒的歐陽修,歐陽修發揚古文的用心,從他〈記舊本韓文後〉便能瞭然,文中說他小時候在同學家的破書筐中找到《韓昌黎文集》,覺得喜歡便索取回去讀,後來為了科第,仍以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二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歐陽修既然喜愛韓文但韓文陽剛的筆力,到歐陽修卻轉成陰柔(陰柔並非脆弱不堪,而是極有韌勁)的情韻,前引蘇洵〈上歐公書〉,除品騭韓文特色外,接著也論述歐文,合以觀之,顯然有著強烈的對比:「執事(指歐陽修)之文,行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可見人的才性各有所宜,絲毫勉強不得!

    與歐陽修同時以古文名家的還有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宋代古文鼎盛和他們有密切關係,因此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便取唐代韓柳與六家之文彙編成書(明初朱右採錄八家之文為《八先生文集》,但已不傳,另宋代呂祖謙《古文關鍵》也收八家文章,只是王荊公不在此列,而由張耒殿末。)古文八家之名於是不脛而走。

    宋代六家中,歐曾二家,性質最相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歐公門下多為世顯人,議者以子固為得其傳。」姚鼐〈復魯絜非書〉也說:「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但歐曾的文章仍同中有異,歐文妙處在於風神;曾文的議論醇正,雍容大雅,實有取法漢代劉向之故。

    三蘇文共通的特徵是:縱橫家氣息濃厚,頗有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老蘇原以謀策不凡自負,所以他帶二子赴京進謁歐陽修,便呈上《幾策》、《權書》、《衡論》等作,而據《宋史•蘇軾傳》說:「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卷三三八),所以兩兄弟雖在少年,已有崢嶸氣象,其後蘇轍二人各因學問人事的歷練增長,才脫離乃父藩籬,大蘇為文越奇,小蘇則為文越淡。至於蘇家權譎之筆,也有不合時宜或私智穿鑿處,林琴南《畏廬論文》分析他們的優缺點,可以說一針見血:「蘇家文字,喻其難達之情,圓其偏執之說,往往設喻以亂人視聽,驟讀之,無不點首稱可,即詳按事理,則又多罅漏可疑處;然蘇氏之文,多光芒有氣概,如少年武士橫槊盤馬,不戰已足屈人之兵,後人不足於理而但求足於文勢,不能不抄故籍,因事設譬,一譬足矣,又復求多,於是枵響騰於紙上,滯氣積於行間,則貪多之病也。」

    南宋朱子對於蘇氏文章就頗為痛惡,在他的文集、語類中可以看到不少攻擊性文字(如《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詹元善第二書〉說:「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鶴林玉露》卷二也引了朱熹對蘇氏的二十八字彈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語氣雖不善,對於蘇家文字的特點,確實有深刻體認。

    但朱子對蘇氏的詆毀,乃是涉及門派之爭,情緒上不免反應過度,我們根據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的記載,從南宋高宗以來,蘇氏文章便廣為士子所喜愛,甚至有成語說:「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況且東坡文如行雲流水,能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嘻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之,《宋史》便特別推崇他「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這也是多數人有目共睹的實情。

    王安石有精悍之氣溢乎言表,世人都欣賞他的拗折凌厲,實際上他的長處是在議論正大,識解獨真,筆力雄峻,再加上他勇於自信,毫不妥協的性格,自然產生「拗折凌厲」的氣象,如他〈上皇帝萬言書〉便堪稱空前的政論文字。我們可以說,王安石的文章是政治家之文,而非儒生文士之文。

   

(五)明清:文學流變,恆不出「創、變、襲」的運行軌跡,從南宋起,文章既無可創,又無可變,於是逐漸往襲的路上走,明代文壇也幾乎籠罩在因襲模擬的氛圍中,直到晚明,才稍透出一些自由的空氣。又由明代開始以八股文取士,讀書人無不浸淫漸漬其中,文章創作自不能不受其陶化,在才情的發揮上遭到束縛,黃宗羲因此感慨說:「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牧)、歐、蘇、遺山(元好問)、牧菴(姚燧)、道園(虞集)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作,時文(八股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南雷文定》卷一〈明文案序上〉)

    而在因襲與八股文盛行的時代下,我們還可以看到明代文壇盛氣凌人的霸氣把持現象,文人們幾乎都有自立門戶的雄心壯志,凡是迎合自己的,便大力揄揚;立場互異的,便交相攻訐,范景文〈葛雲甫詩序〉就說:「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昔人所為,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今則各立門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囂,莫辨誰是。」(《范文忠公文集》卷六)風氣所趨,即以明代散文,便大致可分為七派(如有心了解明代文人集團,可參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一是開國派的劉基、宋濂;二是臺閣派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三是秦漢派的前後七子;四是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五是獨立派的陳白沙、王守仁;六是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七是竟陵派的鍾惺、譚元春。這當中,像秦漢派就標榜「文必秦漢」的擬古主義,唐宋派和公安竟陵都與它持不同論調,歸有光便曾斥後七子之首的王世貞為「妄庸巨子」。歸有光散文善於捕捉生活細節,予以鋪敘點染,文筆樸素,情意感人,對清代崛起的桐城派,影響不小,但曾國藩對他倒是褒貶互見,〈書歸震川文集後〉說:「……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為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蹄涔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詞。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雕琢,號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曾文正公文集》)此論堪稱平允。

    另外公安、竟陵派的直接產物--小品文,在晚明盛極一時,張岱可說是最成功的代表作家,由於他能秉持「自出手眼,撇卻鍾、譚,推開王、李」(《瑯環文集》卷三〈又與儒毅八弟〉)的精神展現自我,所以不但山水遊記清麗可誦,就是說理言情,也無不意趣盎然。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為大家,《四庫提要.汪堯峰(琬)文鈔》就說:「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天)啟、(崇)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

其次在清朝二百餘年,以至民初,代有傳人,門生不絕的,當首推桐城派,桐城的開山初祖方苞最先建立了六經、三傳、論語、孟子、國語、國策、史記,以至唐宋八家和明代歸有光的「文統」,並拈出有內容(有物)、有條理(有序)的「義法」,主張學者要因文見道;劉大櫆又在方苞義法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求散文藝術,從他的《論文偶記》中,可以看出他特重神氣,但神氣之說畢竟陳調太高,於是他指出先從字句以求音節,再由音節以見神氣,所謂:「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確是平實的經驗之談。

    桐城派的散文理論至姚鼐而大成,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概括了桐城派發展的簡歷,一開頭便說:「乾隆之末,(安徽)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姚鼐的伯父姚範(薑塢))。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鼐一方面發揚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理想,主張義理、詞章、考據合一,另一方面又大闡方苞義法之說,遍選《古文辭類纂》一書,供作範本,而他所作的文章也善於組織表達,後人因此將方、劉、姚三人尊為桐城三祖。桐城古文除謹嚴有條理之外,也注重雅潔,所謂「沙明水淨」,桐城門人無不奉為圭臬。

 

三、散文的讀法

 

    由於先天稟賦和後天環境的差異,造成個人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習慣,也使得每個人的讀書態度與方法都不一致,這不僅現代如此;視乎古代亦然,例如孔子「信而好古」是出自尊聖的感性心理;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基於求真的理智心態;韓愈的「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蘇軾的「每一書作數次讀……,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倣此。」這是為了搜集寫作材料的讀法;陶潛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張潮的「讀經宜冬……;讀史宜夏……;讀諸子宜秋……;讀諸集宜春……。」又是高人雅士的另一種讀法;顧炎武「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筆記的「開山鑄銅」方式,則是學術工作者的讀書法。讀書法每因讀者的身份習性而有所不同,本節探討散文的讀法,乃是專對古代散文作家的創作,提供一些基本閱讀上要注意事項,讓存心一窺堂奧者有所遵循,並且也能以此為出發點,找出最適合自己的一條門路來。

以下便從了解作者、明辨體製、賞析作品、作品彼此對照、諸家評論彙整、深入發掘問題等方面,作概略性的說明。

 

(一)了解作者: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不但研究將隔了一層,就是在欣賞上,往往也容易會錯意,所以了解作者的思想生平,是閱讀散文的第一步。在《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一個故事,謝安有一次問子弟:「《毛詩》何句最佳?」謝玄回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但謝安卻不表贊同,認為「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才有雅人深致。原來謝安貴為當朝一品,又是家族的長輩,所以特別欣賞老成謀國的用心;謝玄是翩翩佳公子,當然喜愛流連光景,感物興懷的句子,兩個人處境不同,思想情趣就不會一致,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二批評「太傅『雅人深致』,終不能喻其指」,正是疏忽謝安當時身份地位所致。

    王士禛這般說法,若非基於神韻派審美觀,即是一時無心之失,如果我們仔細的話,還會發現一些「有心之過」。例如〈司馬遷自序〉說他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喟然而嘆:「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便把它改寫作:「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漢書》在武帝以前的紀傳,多用《史記》舊文,依照班固的學養,實在不應如此改動,以致失去司馬遷原先所要表白的心意才是,因為「毀」有敗壞的意思,《孝經》也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書》改成「虧」字,就只有損失的意思,較無嚴重性,而司馬遷連續說了兩次「是余之罪也夫」,表面上是承認自己有罪,實際卻是在喊冤:「難道真的是我的罪嗎?」憤激不平溢乎言外,稍有文學常識的人,應該都會感覺司馬遷正在痛苦吶喊,但是經過班固這麼一刪,好像司馬遷真的乖乖俯首認罪了,讀者如果不察,受了班固誤導,再去讀《史記》,就讀不出味道了。班固為什麼要如此刪改?原來《漢書》是官修的,除了要保存漢朝文獻外,要為漢王室作宣傳,因此又怎會容得下「謗言謗語」?從這裡也可以體會,如想清楚了解作者的思想生平,閱讀第一手資料是必要的。

    但是擁有第一手資料,還需銳利的眼光去分析它,才不會發生誤解,像柳宗元因永貞事變,沈淪一生,表現在詞章上,雖多憾恨,卻一點也不遷怒同黨王叔文等人,祝堯生《古賦辯體》卷七說:「子厚在唐憲宗時,坐王叔文黨,貶官永、柳州,幽困歷年不得還,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幸喪志失身以致此,遂作〈閔生〉、〈夢歸〉等賦,其悔厲亦極矣!」這是不正確的說法,也可以說是被子厚故意蒙上馴服的外貌欺騙了。試看他〈寄京兆許孟容書〉說:「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柳集》三十)〈懲咎賦〉也說:「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卷一)再如〈愚溪詩序〉:「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余遭有道,而違於禮、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卷二十四)〈始得西山宴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卷二十九)〈答吳武陵論非國語〉:「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卷三十一)

    以上所錄,都像子厚自承前愆,悔交敗類,導致一旦遭變,自保不及。但〈祭呂衡州溫文〉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卷四十)〈祭呂敬叔文〉又說:「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於道,無四五焉。」(卷四十)剛毅卓然,不只是韓愈稱讚他「勇於為人」,而且還是「勇於自信」了。所以謫放荒陬,意不自得的愁鬱,雖百般煎熬纏縈,但他心中仍堅持以前所為,無不「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與許孟容書〉)絲毫不愧天怍人。至於所交往的朋友,也莫不忠藎知心,只怨權奸朋比構難;他又不得不粉飾永貞黨人的是非,所以一般人不仔細推敲,難免誤以為他在自怨自艾,悔厲已極了。

    除了解作者思想生平外,還應注意時代風尚對作者的影響。如明清以八股取士,桐城初祖方苞雖倡古文義法,但也無異議接受八股文,〈進《四書》文選表〉即說奉旨「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御覽。」(《方望溪集.集外文》卷二)

再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文非其人」條,批評韓愈未顯達時,輕率寫下投知求見之文,不僅與日後撰述大相矛盾(顧氏舉〈上京兆尹李實書〉和《順宗實錄》貶李實的話相印證),對於韓愈的人格也造成傷害,《亭林文集》卷四因此說:「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忠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與人書〉十八)

    關於此,可分兩方面看。先從情的角度說,韓愈年輕的時候家道衰落,他卻屢試不第,親人三十餘口盼著他有一官半職,以維生計,韓愈內心怎能不惶急?投知求見實在是他最後的一絲希望了,但這也不是他內心所願意的行為,他後來在張建封幕下寫給李翱的信說:「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你還不了解我),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之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追憶以前應進士之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語調之沈痛無奈,讓我們也不忍再對他多所苛責;而韓愈後來對晚輩獎掖提攜不遺餘力,相信跟他年輕遭受切身之痛,是有密切關連的。

    其次,還要設身處地的了解,功利主義是勇於進取的唐人,立身處事的準則。文人學士為求顯達,往往奔競鑽營,不擇手段,「終南捷徑」就是最典型的唐人故事,因此上書干謁,也不僅韓愈一人,李白〈與韓荊州書〉說:「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從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不也是祈求奧援?杜甫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文二十二韻〉),不也為謀一職而吞聲忍氣?就連淡泊自守的僧人,在這時代也顯得非常活躍,李肇《國史補》還記載奔走公卿之門的廣宣和尚遭韋貫之叱責(卷中);韓愈也有一首詩題為〈廣宣上人頻見過〉,對這位和尚頗為厭煩;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九就提到唐代僧俗交相攀附的情形:「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緣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梯,如陸希聲、韋昭度以澈、[-+]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因此像唐僧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韓愈〈和歸工部送僧約〉:「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四)正是唐代社會的最佳寫照。

唯有了解時代風尚,對於作者似乎不可理喻的言行,才有鞭辟入堛瘍擙彿P詮釋。

 

(二)明辨體製:林琴南《畏盧論文》「意境」則中,引倪正父云:「文章以體製為先」,認為:「若無意者,安能造境;不能造境,安有體製到恰好地位?」文章尚意,林氏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有什麼樣的思想情感內容,就有什麼樣的文章體製(形式),體製不同,辭意也不盡相同,早在魏文帝《典論.論文》就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陸機《文賦》也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章學誠《文史通義•古文公式》亦云:「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首在辨體。」姚永樸《文學研究法》第五亦云:「欲學文章,必先辨門類。」都可見研讀或創作古文,明辨體製非常重要,因此倪正父所說,也不見得錯。

    然而何以體製不同,辭意就有差異?理由不外兩點,其一是文體各有剛柔之殊,其二是文體的構句有別,所以在傳情達意上,就會產生互異的風貌。關於第一點,曾國藩〈庚申三月日記〉即云:「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就吾(指《經史百家雜鈔》)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此意推之。」曾國藩以為文體剛柔有所不同,這裡他舉出大概情況,但也非絕對如此,所以他說「宜」而不說「必」,讀者切不可膠柱鼓瑟!另外文章剛柔除與文體有關外,跟作家性情也有關連,下文會再提到。

    其次,為何我們會感受到文章有剛有柔?這與文章音節的高下緩急有密切關係,而音節的高下緩急,關鍵即在文句的結構。文句結構值得注意的,殆有四端,一為句字的多寡;也就是韓愈所謂「言之短長」。二是句式的單雙。句子可分為單式句和雙式句,凡是一個句子下半段的音節(音步)是奇數,就叫單式句,反之則為雙式句。如韓愈〈進學解〉一開頭:「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句子結構是「422,33」,所以上句是雙數句,下句是單數句。三是聲調的諧拗;四是句末的清濁。諧拗需要自己讀一讀,順口就是諧,不順口就是拗;清濁要看平仄,平聲為清,仄聲為濁。現在進一步說明如下:

1)句子太短,速度會顯得急切馳驟,句子過長,頓挫轉折的變化也大,唯有四字和六字平穩舒徐,最為適中,《文心雕龍•章句》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格」宜改成「裕」)而非緩。」駢文句子以四字、六字最多,所以顯得平穩雍容;散文句字錯落不一,就顯得氣勢衝決。

2)單式句有跳躍動盪的感覺;雙式句有莊重優雅的韻味。韓愈復古,正是使句子長短有更大的彈性,而且還減縮雙式句,增多單式句,不像駢文幾乎全屬雙式句。

3)詩有諧拗,文章亦然,凡有礙唇舌的拗句,一定顯得氣勢沈鬱,例如韓愈〈上留守鄭相公啟〉:「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因一件事出了名,便可去職),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若是像梁元帝所說「宮徵靡曼,唇吻遒會」,必然是悠揚諧和的句子,駢文很多都如此;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也足以當之。再者,文句諧拗與造句法也有關係,凡文句長短適中,便易於讀誦;句式如為「頂針接麻法」或「排比層遞法」(「頂針接麻」如《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治其身……。」「層遞」如《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排比」則如《老子》三十六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就不顯得拖沓,都可能為諧句。

4)句末清濁,關係聲調的抑揚頓挫,《文心雕龍•聲律》云:「沈(仄濁)則響發而斷;飛(平清)則聲颺不還。」韓愈〈上留守鄭相公啟〉起筆便說:「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每句末字,除「年」字平聲外,餘皆仄聲,我們唸每一字,都得放慢速度,稍事停頓,而韓愈那種慎重不苟的奉法循吏模樣,便在那麼多句末仄聲字的運用下彰顯出來。

    由於有些文體可以氣定神閒的寫出,像是序跋雜記;有的則須激奮昂揚,像是論辯文字;有的則應莊嚴靜穆,如頌贊箴銘,因此作家在構句上,都會特別斟酌,期以盡善盡美的傳達其思想情感,所以文體配合意境,一如鉛黛裝飾美女,綠葉襯托紅花,有益增容色之功。

    但是關於體製的分類,自魏文帝以來便眾說紛紜,清代嚴可均輯摯虞《文章流別論》十二條、李充《翰林論》八條(《全晉文》卷七十七、五十三)已難窺其全貌,可以不論。劉勰《文心雕龍》由〈明詩〉到〈書記〉共二十篇,專門「論文敘筆,囿別區分」,王更生教授《文心雕龍研究》,詳予考察,發現居然多達一七九目;任昉《文章緣起》,分體為八十五。至於昭明太子與選樓學士析疑辯難的結果,將《文選》歸為三十九類,宋代李昉編《文苑英華》、姚鉉編《唐文粹》都謹遵成例,但蘇軾卻「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東坡題跋》卷二•〈題文選〉);姚鼐則譏其「分體碎雜,立名可笑」(〈古文辭類纂序目〉)即孫德謙《六朝麗指》也說:「每類之中,所用子目,如賦之曰志、曰情,不免為細已甚;即賦為六義附庸,今先賦後詩,識者譏之是也。」(按《文選》在詩、賦類下,又各分為二十三目和十五目,而且編次又先賦後詩,後人對此頗多訾議,駱鴻凱《文選學•義例第二》有列舉,可以參看。)姚永樸《文學研究法•門類篇》云:「……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徒亂學者之耳目。」說法也與孫德謙相似,可見昭明分類,未愜人心。

    再說斷代總集,如呂祖謙《宋文鑑》,分賦、詩以至碑傳、露布數十類;蘇天爵《元文類》,分十五綱,四十三類;程敏政《明文衡》,分賦騷樂府等三十八類。其中不依斷代編錄的,如真西山《文章正宗》僅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門。明朝吳訥《文章辨體》,概以《文章正宗》為藍本,分為內外兩集,而徐師曾《文體明辨》則廣其內集為正編,擴其外集為附錄,序云:「《辨體》為類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體》外集為類五,今《明辨》附錄二十有六。」其後賀復徵鑒於吳氏《辨體》蒐羅未廣,又續成《文章辨體彙選》,共七百八十卷,一百三十二類,可說是廣大悉備的鉅著了,可惜卷帙太繁,舛誤不少,《四庫提要》評曰:「有一體而兩出者,如祝文後既附致語,後復有致語一卷是也。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如既有上書,復有上言,僅收賈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復有阡表,僅收歐陽修〈瀧岡阡表〉一篇;記與記事之外,復有紀;雜文之外,復有雜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如王褒〈僮約〉,一見約,再見雜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一見彈事,再見雜文;孔璋〈請代李邕表〉,一見表,再見上書;孫樵〈書何易于事〉,一見表,再見紀事是也。」(〈集部.總集類四〉)

     清代姚鼐受古文學於劉海峰、姚薑塢,因取先秦迄清世文章,編為《古文辭類纂》,辨明體裁,標類十三,乾嘉以來,辯圃辭林,無不奉執矩法,鮮有踰違,如桐城門人梅曾亮編《古文詞略》,希得文學大全而增錄詩歌一類,其餘未作更動;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分體仍沿舊例,只因增選經史,而多了典志、敘記二類,餘則略作調整:合傳狀、碑誌為傳誌,併贈序於序跋,收箴銘、贊頌入詞賦,共十一類,各歸著述、告語、記載三門,〈序例〉也說:「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至於林琴南《畏廬論文》的〈流別論〉,也是檃括《文心雕龍》和姚鼐的分類,再加以說明。又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一百卷,則是在姚氏各類下加設子目,或數種,或十餘種,或數十種,計二百十三目(詳〈文體芻言〉,附於《涵芬樓文談》之末),堪稱集今古之大成了。

    由於古人興會所至,隨意涉筆,體類時有而窮,不得不廣設名目予以涵蓋,因此造成歷來文體分類的極大困擾。但以現代而言,有心想撰寫古文,只要掌握因情設體的大原則--辨明題意為議論、敘事、寫景或抒情,相信已經綽有餘裕。當然,在這四類當中,有時常兼而有之,只要稍予留意,應不致文不對題。若從閱讀的角度來看,我們便可以觀察作品設體適當與否,以及文體在時代變遷中,有無任何改易的情形。

    例如序體源自詩書,目的在「推論本源,廣大其義」,後來史傳傳前也有序,其性質實與傳末的論贊類似,到了六朝餞別讌集所作的詩連篇累帙,於是請名家在詩前寫序,如王羲之〈蘭亭集序〉、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其性質仍未脫離推論本源,廣大其義的範圍。但是韓愈文集,就有不少贈序,純粹以文代詩,所以只有序而無詩;且在序中除表達惜別忠告的心意外,甚至有大放厥辭的議論,這與序的原義雖有差距,卻因後人仿效跟進,蔚成風氣,姚鼐《古文辭類纂》因此將它從序跋類獨立出來,定名為贈序類。贈序在明代已經成為極濫極俗的應酬文字,像歸有光不與人餞別也寫序,序在他的文集中佔了絕大比例,前文引曾國藩對他的批評,不是沒道理的。

    另外,《昭明文選》有篇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按理頌體必須押韻,其目的在於稱美盛德,但此文不僅沒有押韻,且似乎不像在稱頌聖主--漢宣帝的盛德,文曰:「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漢書》無「心」字)而杼(《漢書》作「抒」)情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會(《漢書》作「合」),論說無疑……。」顯然這是王褒奉旨應對,說明君臣相得,必如魚之與水,才能化溢四方,橫被無窮,所以應該像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屬於對問的體裁;題目也要改成「聖主得賢臣對」才是。推究《文選》誤分類的原因,很可能是沒有細讀《漢書》,《漢書•王褒傳》云:「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文略)……。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原來宣帝是希望王褒頌其得賢臣的盛德,王褒卻改以對問的體裁,告以「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的道理。選樓學士只看上一句,欲忽略了下兩句,所以將這篇文章的題目訂錯,糊塗的歸入頌體之中。

 

    (三)賞析作品:《文心雕龍•章句》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一篇文章最小的單位是字,由字結合成句:由句形成段落;由段落組織一篇文章。文章優劣,不僅在脈絡是否條貫,旨意是否分明,更要看他最基本的文字駕馭功夫如何?因此先從字說起。

    在詩話裡,可以看到不少練字的故事,如僧皎然(一說是僧貫休)將王貞白(貞或做正)〈御溝詩〉「此波涵聖澤」的「波」字改成「中」;鄭谷替僧齊己〈早梅詩〉「昨夜數枝開」的「數」字改作「一」;韓愈為賈島在「推敲」兩字之中,選定了「敲」字……。由於詩是精練的語言,稍更動一字,精神便全然不同,所以一般人比較注意詩的遣辭用字,其實無論詩文,下字都得斟酌。文字如同士卒,需要主帥指揮役使,一旦差遣不當,便有全軍覆沒之虞。像韓文能「文從字順各識職」;坡公能「文如行雲流水」,基本上就是能活用文字;唯其無施不可,文章才會飛軒絕跡,超乎化境。

    韓愈的〈科斗書後記〉就說:「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文集校注》卷二)如果連字都不認識,又如何要求他寫出好文章?唐朝李林甫因不懂「杕杜」(《詩經》篇名)的杕字,而讀為「杖杜」,時人乃譏之為「杖杜宰相」,可見識字也是知識份子應具備的要件,識字多,不僅有助於寫作的靈活,同時更易於選出最妥貼的字眼,達到盡意傳神的目的。

    文字有承接上下文義的功能,雖然一個意思,可能同時有好幾個字可用,但未必這幾個字都很合適,所以總要費心思量,洪邁《容齋五筆》卷五記載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南豐李泰伯(據《宋史•儒林傳》,李覯字泰伯,南城人)勸其改「德」為「風」,便是個好例子;朱弁《曲洧舊聞》卷四也提到宋祁和歐陽修錘鍊文字的苦心:「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顯然大家成名,絕非意外儻來。

    但是要注意,文字也有愈改愈差的情形,且以號稱「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曾公亮《新唐書進表》)的《新唐書》為例,《日知錄》卷二十七說:「《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宋祁修史的刪減文字,向來受到不少詩話文評的非議,如《珊瑚鉤詩話》卷一說:「韓宋之文,皆宗于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唐子西文錄》說:「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非議的緣故,正出在劉安世《元城語錄》所謂「事增文省」上。原來宋祁的古文是源自韓門樊紹述、皇甫湜,這派古文走的是奇僻險絕的路線,宋祁當然也特別嚴於用字了。以下且舉《新唐書•段秀實傳》說明。

    《新唐書•段秀實傳》採用了《舊唐書》,再補增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而成篇,宋祁對於柳文照例有所更改。如柳宗元敘述段秀實殺了魚肉鄉民的郭晞麾下軍士十七人,並將人頭用長矛插掛城門外以儆效尤。郭晞營中大譟,中央和地方的對峙,恐有一發不可收拾的險象。這時,段秀實居然「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宋祁將「吾戴吾頭來矣」省為「吾戴頭來矣」,邵博《聞見後錄》卷十四便說:「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羅璧《羅氏識遺》卷一也說:「豈知段之不懼,正以自請一死,詞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章士釗《柳文探微》則說:「鄙意『吾』字誠不可刪……,此可為知者道,難為頭巾家言也。」

    三家之說,章氏僅拿出「只能意會」的擋箭牌,虛晃一招;邵博沒能細分「戴」「帶」的不同,「戴」是「頂戴」,當然指自己項上人頭而言;羅璧認為段秀實抱必死的決心前來,加一「吾」字,正顯示勇毅不懼的神采,殊不知段秀實並非為了「自請一死」而來,如果是這樣,未免太小覷了段秀實;同時也把柳宗元苦心描摹段秀實智勇雙全--不僅為眼前的事負責,更顧及將來地方長治久安的前瞻性眼光,輕率疏忽掉,如此一來,段秀實不過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一介匹夫罷了,根本不值得柳宗元替他寫逸事!

對此,郭紹虞《語文通論》用音節詮釋「吾戴—吾頭—來矣。」不能省作「吾戴頭來矣」;但是「吾戴頭來矣」未嘗不可用「吾—戴頭—來矣。」的122句法唸出,而且似乎更為簡潔,那麼宋祁到底錯在哪裡?

    原來段太尉盡辭從人,又解除武裝,只選一個又老又跛的人牽馬,笑著走進郭睎軍中,目的就是要鬆弛雙方緊張敵對的仇恨心理,「殺一老卒,何甲也?」不正是以輕鬆諧趣的語調告訴他們殺雞焉用牛刀?所以才有下文「甲者愕」--嚴陣以待的士兵這下忽然傻了的有趣場面出現。多加一個「吾」字,變成「吾戴吾頭來矣」,比起「吾戴頭來矣」,聲調顯然更舒徐平緩,不僅減少了火藥味,也更切合段太尉有意穩定軍心的大智慧,為傳神起見,「吾」字是省不得的。

    接著談文句。所謂「一字不成詞」,一字無法表達完整的意思,還必須結合其他字,組成一句,因此當賞析一篇文章,首先要懂得離章辨句,了解每一句的意義,看清每一段的起伏照應,對整篇文章才有初步的認識。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云:「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坊間白話注本也有斷句為:「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這麼斷句其實是待商榷的,如果說:「那塊璧,不算是趙國的珍寶」,藺相如當初為什麼慎重其事地要求秦王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又既不是趙國珍寶,秦王要就給他,何必緊張萬分的找藺相如奉璧入秦?藺相如奉璧入秦,居然說璧不是趙國珍寶,豈不是自貶身價?若再推深一點,秦王必得之而甘心,甚至願以秦寶十五城交換的和氏璧,藺相如居然說不是趙寶,難道沒有嘲笑秦王見識不足的味道在?這樣貶抑自己,又傷他人,適合當秦王面說嗎?所以「壁非趙寶」應該是反詰句法,說明和氏璧對趙而言是寶貝,正如十五城是秦寶一般,兩國本應各寶其寶,現在趙國懾於秦王威勢,不得不送出和氏璧,但十五城是秦寶,不僅昭王將捨不得給;即便給了,也會招致百姓怨怒秦王愛璧甚於愛民,前者必然失信天下,後者亦將瓦解民心,因此秦王未必不會歸還和氏璧。王世貞結論的對錯,我們姑且不談,但相信王世貞若依照《史記》藺相如完璧歸趙的始末,替藺相如設想一番說辭,「夫璧非趙寶也?」(和氏壁難道不是趙國的珍寶嗎?)應該是較妥善的句法。

    同樣的例子,在《論語》也看得到。〈八佾〉篇說:「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認為「也」通「邪」,自然要標點為「是禮也?」但像何晏集解就以為知而復問,「慎之至也」,應該是「是禮也。」目前某些學者藉孔子生活實錄--〈鄉黨〉篇同樣記載:「入太廟,每事問」,證明「是禮也」才對。不過俞樾說法仍較合理,茲分析如下:

    第一,整部《論語》其實都是孔子的生活記錄,未必〈鄉黨〉篇才最為可信。據《漢書•藝文志》說,《論語》乃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所以篇章排列並無準則,甚且還出現不少重複的章節,如「入太廟,每事問」是一例,又「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並存於〈學而〉、〈子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兩見〈學而〉、〈里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並見於〈雍也〉和〈顏淵〉篇。這些篇章只是文字詳略稍不同而已,更有一字不差的「巧言令色,鮮矣仁」並出於〈學而〉、〈陽貨篇〉。還有一個意思,卻有不同記載;或同記一事,卻分散在不同篇章的,如孔子嫁姪女與南容,互見〈先進〉和〈公冶長〉;〈子罕〉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和〈衛靈公〉篇:「知德者鮮矣」是類似的;〈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都是同樣的意思,只因弟子各自筆記,語義故有所增減,所以不能因〈鄉黨〉篇多了「入太廟,每事問」,就表示「是禮也。」便是最正確的句法。

    第二,且退一步說,若「入太廟,每事問」合於禮,為何在〈鄉黨〉首章反而說:「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孔子在鄉里,恭順溫厚,好像不太會講話)。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講話很清楚,卻小心不多說)。」這豈不自相矛盾?

    第三,太廟(周公廟)是莊嚴肅穆的場所,進退周旋自有一定的禮節,如果大家都學孔子這合於禮的「每事問」,太廟豈不成了喧嘩的鬧市?

    第四,〈八佾〉篇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可證孔子當時已是有名的禮學家了。但他還這樣「每事問」,也難怪別人懷疑他根本甚麼都不懂!反過來說,我們若把「是禮也」說成:「這樣合於禮嗎?」不僅顯示當時禮學的式微(從〈八佾〉篇中提到八佾舞於庭、三家雍徹、季氏旅於泰山、禘祭、杞國宋國禮學資料不足,懂得夏殷之禮的人缺乏,在在都是明證。)也表示孔子雖已是有名的禮學家,但因所知所見互有出入,所以才「每事問」,這更可見孔子具有勤學好問,不以問人為恥的謙恭美德了。

    對於文句的深度了解,最好的辦法就是曾國藩所謂「密吟恬詠」,反覆不斷誦讀,大聲念,小聲念,或者是默念,幾遍下來,很自然便投入感情,與古人心意相契合。袁枚〈祭妹文〉不正追述小兄妹兩人讀書琅琅,渾然忘我,甚至連先生入門都沒察覺?陳衍五歲時,父親教他《四書》、《詩經》、《左傳》、《尚書》,限一日背誦,他於是在睡前熟讀,倦極而寢,翌晨天亮,即奔立案頭,翻書熟誦,待早餐上桌,他也已經能背了。有一天,他讀《孟子•不仁者可與言哉》章,又讀〈小弁•小人之詩也〉章,喜愛它的音節蒼涼而朗聲往復,父親自外歸來,聽了面露喜色說:「這孩子對於書理,已經有深刻體會了。」近代選學大師李詳,也是在少年時便篤好《文選》,所以自訂功課,每天必讀十頁,晚上則繞案背誦,才扎下深厚根基。

桐城門人都把「因聲求氣」奉為不易之論,這自然與韓愈〈答李翊書〉有密切關連,韓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以縱聲朗讀或低聲諷誦,幾乎成為他們學習和欣賞文章的重要途徑,只是「因聲求氣」對初學者言,不免陳義過高,可以暫時不予理會,而只管熟誦文章,自然對於理解文句或熟悉構句,有莫大幫助。

    繼續談段落的承接轉折問題。錢鍾書《管錐編》引用朱子評賈誼的話說:「不知怎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錢氏認為賈誼文欠理法,並下結論說:「先秦兩漢之文每筍卯懈而脈絡亂,不能緊接逼進,以之說理論事,便欠嚴密明快。墨翟、荀卿、韓非、王充庶免乎此。」(頁八八八)其實這也是籠統的說法,錢氏在李斯〈上書諫逐客〉一文中,不也引用日本齋藤謙《拙堂文話》卷六稱此篇「以二『今』字、二『必』字、一『夫』字斡旋三段,意不覺重複。」於是讚美齋藤論文,每中肯綮?另錢氏在《左傳》昭公五年一節,不也引用陳善《捫蝨新話》卷二常山蛇陣的說法,稱嘆《左傳》、《孟子》、《中庸》、《穀梁傳》諸節,章法句法緻密,殆如螣蛇之欲化龍!現在就以《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這段文字,說明其建架綿密精鍊,絲毫沒有懈亂之病。

    本節首先敘述里克勸諫晉侯,先說明了太子的職責,然後說帥師不是太子份內應做的,再引申出太子帥師的弊端,並舉情報稱敵方將戰,恐太子有敗兵之辱,甚至有亡師之虞,請獻公打消念頭。於是引出獻公「寡人有子,不知其誰立焉」這句否定申生是太子的話。申生也感覺不妙了,但卻得到里克的安撫,就在冬天十二月奉命成行,行前,獻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讓他穿左右不同色的衣服,並佩帶金玦),引起群臣們聚議紛紛,問題就繞著太子立與不立,反覆猜疑。文章初以順承君父起,接著又有主張違令遠逸,無以速罪危身的自保說,最後就由羊舌大夫一句「子其死之!」作結,描繪出「死」的陰影,做為下文伏筆。安章宅意,儼然有秩,洪邁特別推崇其中狐突所說的話;「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容齋隨筆》卷六),今畫圖表如下:

    再如《史記》為國家、人物紀傳,在那麼錯雜紛亂的史事中,不僅能維持每篇紀傳的統一(如〈酈生陸賈傳〉寫其「辯」;〈季布欒布傳〉寫其「忠」;〈張耳陳餘傳〉寫「交友之道」;〈李將軍列傳〉寫其不遇。又由於李廣善射,故以「射」貫全篇);即同一事,於各篇輕重詳略,也各盡其宜,如鴻門宴在〈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樊噲列傳〉皆有敘及,合而觀之,不僅不嫌重複,更有互補之功。如果將整部《史記》當作有機体看待,顯然其組織脈絡十分健全靈活,精神意蘊亦暢快勃發;若是縮小範圍,從單篇來說,像〈趙世家〉長篇累頁只為胡服與否爭辯不休,是否浪費筆墨,不明史識理法?

    答案為:「否」。趙國自分晉以來,直到趙武靈王而盛極,關鍵正在武靈王力矯舊俗,胡服騎射,因此胡服始末,確值得大書特書。在論辯往還中,可以看出太史公並不作堆砌文獻的死工夫,他是經過一番沙汰去取,才剪截出有條不紊的妙文。太史公將胡服一事分成四個程序,先是武靈王告知樓緩:「吾欲胡服」。其次與肥義論定,「於是遂(率先)胡服」。其三是說服叔父公子成胡服,「於是乎始出胡服令」。令出,仍有大臣諫止,武靈王再予駁回,「遂胡服招騎射」。

樓緩是武靈王智囊,所以先跟他商議;肥義是開明派大臣,因此較易溝通;公子成是保守派領袖,要他妥協才能發佈命令;命令既頒,抱殘守缺者雖仍有異議,經一番疏導,也已無可如何。而最初說「欲胡服」,是武靈王的定計;其次「遂胡服」是武靈王以身作則;第三「出胡服令」是遍行及全國;最後「招騎射」是目的達成。一件紛擾的議案,就在太史公明智的甄別中,輕鬆的釐清頭緒,誰說司馬遷不明理法?

    段落完成,文章優劣立即彰顯,所以不論文評家或文章家,對於段落的承接轉折都非常關切,《文心雕龍•鎔裁》就說:「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章句〉也說:「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賞析作品,可以細心體會文章的擒縱開合,注意它是正筆點題,一意貫說,或是側筆帶起,設喻借事以立意,或是插筆逆敘,襯映古今,或補敘以追溯既往,或演繹,或歸納,或抑揚褒貶等等……。唯有審慎推敲,冥會我心,才是善讀文者。

 

    (四)作品彼此對照: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對南北朝到唐初的畫家師承作了一番介紹,認為「各有師資,遞相倣效。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牆,或青出於藍,或冰寒於水。」同樣的,文章在體裁、句義、神態上,多有模擬師法前人作品的現象;而且古人或因見解互異而辯論往還,或因情感契殷而撰文致意,或思想提升、心態轉換而情隨意遷,凡此都需要參覈對照,對作品才能有更深的體認。

    就拿傳記文章來說,《漢書》在武帝以前的史料,多半抄襲《史記》,因此有人很輕視班固,認為不能自成一家,其實史家的功績不在於史料的原創,而在於史料搜集、剪裁和編纂體例的創新。像自稱「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的范曄《後漢書》,他也取材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袁山松、張瑩等人的著作,只因這些人著作散佚,所以人們不察罷了。且看桓榮〈丁鴻傳論〉,惠楝《後漢書補注》就說:「以上皆華嶠之詞。」〈劉平傳序〉,章懷太子注也說:「自此以上並華嶠之詞也。」因此唯有了解史書卷帙浩繁,修史者取用他人資料無可厚非,對《漢書》的襲用,才不會心生不平;但是有關刪削改動的優劣與否,就值得讀者細心體味了。

    再看北朝奇書--酈道元四十卷《水經注》。由於酈道元是北方人,所以寫黃河流域就佔了二十卷,比起南方長江、珠江流域要詳細得多,而南方當中,湖南、江蘇、浙江寫得多,江西卻寫得少,如拿《隋書•經籍志》比照,就知道這與各省地理書多寡有密切關係,原來《水經注》也是擷取不少前人的成果寫成的。像三峽一段:「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內容總共一百五十餘字,這段文字是引自盛弘之《荊州記》(見《太平御覽》卷五十三〈地部十八「峽」〉)。盛弘之曾在荊州為官,對三峽景致頗有會心,所以才能寫出這麼傳神貼切的好文章,這是從來未到過南方的酈道元所難辦到的;但是盛弘之這段文字,也是根據袁山松《宜都記》(同見《御覽》卷五十三)改寫變化而來,這猶如宋代周去非在廣西仕宦寫下有關廣西地方史、中西海上交通史和十二世紀南亞、北非等地古國史的名著《嶺外代答》,據楊武泉校注此書的發現,此書多襲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可見傳世妙文的產生,多麼不易!

    文章的模擬與否,向來見仁見智,早在陸機的《文賦》,就說應「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北魏祖瑩也說:「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韓愈又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日知錄》卷二十一〈文人摹倣之病〉更痛陳:「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並引《禮記.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為立言之本;而《文史通義•古文十弊第三》也說臨文摹古,遷就重輕,「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但古人文章似亦不患蹈襲,如有改散舊製,同工異曲者,仍無害成家,所以《涵芬樓文談•仿古第十六》便說:「文章之體,往往古有是作,而後人則仿而為之,雖通人不以為病……。枚乘變賦體為〈七發〉,後則有曹子建之〈七啟〉、張孟陽之〈七命〉……。東方朔始作〈答客難〉,揚子雲因之作〈解嘲〉,班孟堅因之作〈答賓戲〉,唐韓昌黎又因之作〈進學解〉。司馬相如作〈封禪書〉,揚子雲因之作〈劇秦美新〉,班孟堅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晉問〉,此皆章章(彰彰)可見者也……。」此即李德裕〈文章論〉所說從舊模式找出新方向之意:「世之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駱鴻凱《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也舉證古人有題之相祖、體之相祖、句之相祖、意之相祖四類,最後更引用王闓運標榜模擬的一段話,似乎模擬再也不是「削足適屨」,而倒是「金針度與」的方便了。

    平心而論,習文猶如學書臨帖一般,初學者擬古倘能肖其形貌,表示已經過一番揣摩深思,對於精熟文理,幫助是很大的。曾國藩〈庚申閏三月日記〉也說:「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為守約之道。」可見學文正如雞孵卵,爐煉丹,要寸步不離,牢牢抱守;而一旦孵卵煉丹功成,本地風光自然現前。如歐陽修學韓幾至尋聲得響,望形赴影,但兩家神態迥然不同,這正是歐公善於脫略玄黃,超乎象外的地方。另外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擅名千古,但他也得力於《水經注》等地理書,如〈小潭石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在《宜都記》就有「大江清濁分流,其水十丈見底,視魚游如乘空」(《御覽》卷六十〈地部二十五「江」〉)《水經注》卷二十二〈洧水〉、卷三十七〈夷水〉亦云:「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俯視游魚,如乘空也」。只是子厚並不僅於寫景,更能寫出游魚的精神:先是寫魚兒呆呆的,動都不動,在陽光照射下,影子就印在潭底石頭上,忽然,有的游魚飛快的竄向遠方,一會兒游到這裡,一會兒又游到那裡,似乎跟遊人同樣的快樂。這種意態的傳達,倒是地理書中所沒有的情致了。再說「師其意不師其辭」的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其實《論衡•藝增篇》就有:「易曰:『望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這種句法古書甚多,見《管錐篇•毛詩.叔于田》一節)由此可見模擬非病;若有病,則是病在濫襲而不化罷了。

    以上說的是模擬,接著看獨創的例子。碑刻之體創自蔡中郎,顧炎武站在道德的立場,批評他的不是,《日知錄》卷二十一〈作文潤筆〉說:「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但是劉師培卻是就其文章法稱讚說:「且如楊公碑、陳太丘碑等,各有數篇,而體裁結構各不相同,於此可悟一題數作之法。」「陳太丘碑共有三篇,一篇但發議論,不敘事實;兩篇同敘事實,而一詳生前,一詳死後,使非謀篇在前,安能選材各異?」(《漢魏六朝專家文.各家總論、論謀篇之術》)蔡中郎之後,在碑傳體獨擅勝場的,自推韓愈無疑。韓愈銘幽,雖有諛墓之譏,但他在文章上的確能出奇翻新,跳脫碑傳窠臼,例如他在〈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寫王適娶婦之奇,無論聲口、性格的描述都極為生動,簡直可以當作小說來看:

初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生平坎坷),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王)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騙)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官文憑)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六)

另有一篇更奇特的是〈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寫李于服丹砂而死,其後便大發議論,極詆服食之弊,並舉多人服藥喪命的實例,作為世誡。林琴南《韓文研究法》就覺得很奇怪:「吾乃不知李氏家人,何重於此文?乃瘞幽以詆其先人之醜,或且作而不刊,為集中備數文字,亦未可定。」實際上李于是韓愈兄孫女婿,妻已死而三子皆幼,所以韓愈以長輩身分,出於哀痛的心情寫出,在碑傳文中便顯得奇特且直率。

    再說韓愈為柳子厚寫的祭文、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祭文是以韻語感慨人生如夢,子厚才華不為世用,其間利害,計較無益,倒是子厚文章因此而「表表愈偉」,不可磨滅;墓誌銘依次寫子厚世系、學識、被貶,並略述柳州政績,然後詳論子厚與劉禹錫交誼和身後的得失;〈羅池廟碑〉則側重子厚在柳州的政績。三篇文章雖各有所專,但又未嘗不可一以貫之,原來韓愈正以朋友間的交道繫聯三篇,韓愈才情之不凡,由此可見!而透過韓愈如椽之筆,更突顯墓中人性格特出之處,讀韓愈碑傳文,絕不能以諛墓為口實而輕易略過。

 

    (五)諸家評論彙整:曹植〈與楊德祖書〉云:「蘭茞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的確,由於人人賞愛不一,對於文藝的喜好,難免各有獨鍾,這可說是一種「偏執」,但這種偏執,卻特別容易發生在文學家身上,如陳師道《後山詩話》就說:「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而應注意的是,個人好惡是一回事,並不妨礙千百年來,世人對該作家或某作品以下的定論。彙整諸家評論,一方面就是為避免讀者師心自用,率爾去取,另一方面就是要訓練自我從眾多的評論;可能還是莫衷一是的評論中,做出持平的結論。換句話說,讀者閱讀散文之餘,更應涉獵前人的讀書筆記或詩文評,一旦對它的外圍問題有了充分認知,再回頭來閱讀該篇文章,便覺得格外親切了。

    舉例來說,柳子厚集中有不少史論文字,如〈六逆論〉、〈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等,並撰有《非國語》兩卷,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所以不少人說他「文資於史」;邵博《聞見後錄》卷十四就說:「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卷十六也同此說;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柳州文鈔引》亦云:「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為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則稱子厚「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

    更有人專指柳文學《國語》而來,呂祖謙《古文關鍵•看柳文法》就說他「出於國語」;李耆卿《文章精義》說:「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子厚段碎,句法卻相似。」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兩度論及柳文刻意學《國語》。至於姚鼐雖同此說,卻說得不怎麼好聽,評子厚〈館驛使壁記〉云:「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效《國語》,而蹊徑不化,辭頗蹇澀……。」

    另外還有人說子厚得之《國語》,又撰《非國語》故意毀謗,企圖掩飾。如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蓋欲掩古以自彰也。」(引見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春秋外傳《國語》」)徐度《卻掃編》卷下引述張嵲說子厚專學《國語》,「讀既之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沒前程」之說,同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十。陸深《春風堂隨筆》還刻意解釋「沒前程」就是所謂「薄行人」;又東坡〈與江惇禮書〉說子厚《非國語》,是「小人無忌憚者」,陸游因此說子厚非《國語》,東坡非子厚,正是「報應」。這「報應說」到了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又被重複一遍;另張萱《疑耀》卷二「柳子厚非《國語》」條也記:「樓迂齋(樓昉)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卻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

    柳子厚思想近於名法之流,名法之流給人的印象,確實比較嚴而少恩,但像這種種的詈罵,顯然過而不當,子厚在〈非國語序〉其實已說得很明白,《國語》文辭是很好的,他現在所非的,是《國語》的義理(案:這是子厚主觀性的批判,對《國語》而言,未必正確),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這種剖白,似唯有胡應麟《史書佔畢》注意到。胡氏云:「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僻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群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卷一)胡氏確實掌握了重心,不人云亦云。

    事實上,稱子厚文自史中來,已不太妥適,更何況說他專學《國語》,甚至為掩人耳目,特別寫了《非國語》,這簡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除了說他學史之外,不也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離騷》以致其幽……,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子厚又同樣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提及此說,故子厚確實「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捫蝨新話》卷九「李杜韓柳有優劣」),否則韓愈在〈墓誌銘〉絕不會稱他少年即「出入經史百子」。當然,子厚精熟《國語》,《國語》風貌在柳文中,自不免有肖似處,但與其說柳文全出於《國語》,毋寧依從劉熙載《藝概》卷一〈文概〉所謂:「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較來得圓融。

 

    (六)深入發掘問題:讀書而不產生問題,不是用功程度不夠,認知膚淺,便是缺乏主見,人云亦云,不知從何問起。前者必須按照自己的興趣,確定自己喜歡的科目,好好下一番工夫;後者則應多充實,培養自己的見識。二者其實互為因果,要深入發掘問題,正是為了提高閱讀的興趣,並隨時培養自己的見識。而最好的辦法,除了多發問,便是自己動手查,但要記得問過查過後,還須審慎思辨。問或查,只是發掘問題、深入問題,唯有再經過自己的思辨,才算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得到答案,即是深入發掘問題的最終目的。

    在古人文章中,往往也可以看到他們針對問題,試圖找出真理,或謀求解決之道,例如韓愈的〈原道〉就是站在儒家立場,認為百姓所以窮困淪為盜賊,是出於緇流和道士需要百姓供給,破壞了士農工商四民相生相養的原始社會結構,所以應堵塞禁止佛老思想的傳播,燒掉佛經道書,讓僧尼道士們還俗,以重歸聖人之道,才是正本清源之途;柳子厚〈桐葉封弟辯〉則在辨析史傳所說,周成王以桐葉封幼弟虞叔,周公於是要求成王履行諾言的真實性,最後他下結論,認為這段史傳記載是不可信的;蘇洵的《權書第九•高祖論》則根據《史記•高祖本紀》劉邦云:「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又〈樊噲傳〉云:「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乃使陳平載絳侯(周勃)代將,而即軍中斬噲」,蘇洵認為劉邦早知有呂氏之禍,只因惠帝年輕,所以不去呂后;然而樊噲是呂后妹婿,雖然他有興漢之功,也要及早處治。高祖的意圖,顯然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但現在蘇洵結合兩個問題,提出他的結論,就更具有說服力了。

    而今讀古人文章,同樣也可以在文章上找問題。例如《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韓文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當肅宗、代宗時,獨為文章官。兄會亦顯名,官至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裔服服焉,用報之。」韓愈叔父是韓雲卿,《李翱文集卷十五•韓君(弇)夫人韋氏墓誌銘》就說:「府君諱弇,自後魏尚書令定定桓王六世生禮部中雲卿,禮部實生府君。」《李白全集》卷二十九〈韓君(仲卿)去思頌碑序〉也說:「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為子房。」可見宋刊本在「雲」字下少下了「卿」字。又韓愈嫂鄭氏死後,韓愈為她服喪一年(按嫂叔原本無服,貞觀中,魏徵等議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在〈祭鄭夫人文〉中便說:「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五)李翱〈禮部尚書韓公行狀〉也說:「(愈)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為之期服以報之。」(卷十一)可見皇甫湜集中「裔服」應改成「期服」。清代《欽定全唐文》倒是把皇甫湜文集缺字訛字補正過來了,讀古書往往很注重善本,但是善本也未必正確,自己還是要細心。

    再看一生尊儒排佛的韓愈,〈原道〉堅決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但在他集子裡,仍看到不少和僧徒往還的作品(集中言及僧人法號的,文章有〈送浮屠令縱西游序〉、〈送浮屠文暢師序〉、〈送高閑上人序〉、〈與大顛之書〉;詩作有〈送僧澄觀〉、〈送惠師〉、〈送靈師〉、〈別盈上人〉、〈和歸工部送僧約〉、〈送文暢師北游〉、〈嘲鼾睡二首〉、〈送無本師歸范陽〉、〈廣宣上人頻見過〉、〈聽穎師彈琴〉、〈題秀禪師房〉),因此引起不少人的猜疑,李冶《敬齋古今黈》就批評:「(退之)奈何惡其為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為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愛慕之深?」(《逸文》卷二)而早在韓愈活著的時候,也已經有韓愈信佛的謠傳,韓愈寫給孟尚書的信,還特別澄清說:「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稍)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雖然韓愈有贈僧徒的詩文,但卻不能輕率的認定韓愈已經向佛,且看他的贈作,立場其實站得很穩,凡是對於有才德的僧徒,無不本著儒家用世的觀念,希望他們還俗;對於泛泛往來的僧徒,便做禮貌性的題贈;若是夤緣王公之流,往往不假情面的責備或嘲諷,因此,張裕釗說:「退之為釋子作贈序,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最見精心措注處。」(見《韓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上卷〈送浮屠令縱西游序〉)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212也輯錄數家平允的說法,限於篇幅,不再引錄,讀者可以自行查閱,也算是深入發掘問題的一項練習。

 

四、散文的作法

 

    唐代撰寫〈枕中記〉的小說家沈既濟,也是當時有名的史學家,曾撰《建中實錄》十卷,兩《唐書》稱他「經學該明」,《新唐書•選舉志》還特別採錄其切言取士之弊的文章,他說:「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沈氏對唐代科舉極不滿,《全唐文》卷四七六尚存其議論多篇。根據《新唐書•選舉志》說:「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由於沈既濟能文不能詩,所以只考取明經,進士終與他無緣!他是頗感不平的,因此議論能切中時弊。今舉此例,就是在說明天賦有定,「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此於《日知錄》卷二十二〈詩不必人人皆作〉也有論及: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更續……。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按此說不僅見於《石林詩話》,《中山詩話》、《韻語陽秋》卷三、《二老堂詩話》、《吳禮部詩話》等皆有記載。)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為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管錐編•全宋文卷三十一》論謝靈運也說:「靈運以詩名,文遠不稱……。《選》錄取靈運詩甚多,而其文則舍旃,〈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諸序,乃附詩得入,選樓中學士,非盡率爾漫與也。」的確「力易強而有功,心難強而有智」,所以像品評成文,傳授經驗的《文心雕龍》,在談到天分的時候,也只好束手,〈養氣〉就說:「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成疾,亦可推矣。」直到袁枚撰寫《隨園詩話》,更有「書到今生讀已遲」(卷四)之嘆。

    人人若能依其「性之所近」去從事各種行業,成功的機率當會比較高,但天生的資稟只是原始潛能,潛能不被開發,仍屬徒然!譬如花果的種子,得不到適當環境與照料,就不可能開花結果;個人縱有優異的資稟,卻不痛下功夫,也必然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因此,卓越的天才仍須深厚的學養,才能締造偉大的成就。本節探討散文的作法,首先籲請有天分的人「更上一層樓」,不必以有才華自滿;自覺天分較差的,則應有兼人之勇,不需畏葸退怯,正如《文心雕龍.事類》所謂:「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而天才的啟發,往往是和學養同步的(不與學養同步的,多半是小聰明,不是大智慧),所謂「天才是長久的耐苦」,因此草創鴻筆之前,就要談談平時的準備工夫--學養。

    學是指廣學多聞,「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正是孔子告誡弟子藉著學詩,達到見深聞廣的效果。太史公年十二,遨遊大江南北,縱覽形勢山川,考察風俗物產,探訪故跡遺老,採集民間傳說;韓愈「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進學解〉),一個是橫向式的,從空間的開拓,洞達世情物理;一個是縱貫式的,由時間的串聯,燭照古今遷變。在時空交錯下的一切人事,都有待體驗學習。學的功用在儲知蓄理,擴充眼界,改變氣質。學得愈廣,知識愈豐,審辨愈精當,胸襟愈恢闊,放言下筆,自然雄奇多姿,詳實可據,而非虛浮泛設,無病呻吟,或錯處連篇,引人譏嫌。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說:「侯公伏軾,皇媼來歸」,這是楚漢相爭,漢王遣侯公說服項羽,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項羽釋回太公呂后的史事。劉邦的母親,兵起時已死於小黃,高祖五年,追尊為昭靈夫人,具詳《漢書》及顏師古注,可見陸機考史不慎;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也舉了不少孤陋寡聞的事例,其中像《後漢書•王莽贊》云:「紫色鼃聲(不正的邪色淫聲)」是指王莽不得正位而以假亂真,篡奪帝位,結果居然有人說王莽像貌不僅鴟目虎吻,而且還紫色蛙聲,這就是學而不精;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十說:「韓愈之子名昶,當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肊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金根是以金做裝飾的車輛,殷名乘根,秦改稱金根,韓昶的擅改,則是不精於學。再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說:「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韓柳活躍的時代是德宗貞元之後的順宗永貞、憲宗元和年間,茅氏竟將貞元敘述在韓柳之後,並在褒揚了韓柳之後又說:「貞元以後,唐且中墜」,顯然在寫作上顛倒失據了。

    學海原是無涯,宋祁自敘平生就說:「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以)前所為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宋景文公筆記》卷上)這種求好心切,老而彌篤的勤學心態,實在令人讚嘆!學海本無涯,文章若想內涵豐富、意境超遠,廣學多聞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

    其次談「養」,養是指培養識度氣象。一般人聽到「養」,往往會聯想到孟子的善養浩然之氣,其次便是不苟言笑的道學家,然後就覺得文章創作與道德似乎是毫不相干的,可置而不論。的確,藝術的傳達是出於直覺;道德的體現是出於意志,一為超乎實用;一為實用,二者實不相謀,但從另一方面說,「言為心聲」,「有其中必形乎外」,思想情感乃是藝術的靈魂;人格襟抱又是思想情感的淵源,所以古人名章佳什,無不是全部人格的表現,不了解他們的人格,就不能跟他們的創作深深契合,尤其文章家自韓愈以來,多有文道合一(注意:文非道的附庸)的觀念,這可見散文家也是注重養的工夫。

    其實人格的養成,就是文格的確立,但千萬別誤會優越的人格都是同一個模子,所謂「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李翱〈答朱載言書〉)因此,奇偉貞靜、精廉俊逸等等,莫不是優越的人格,而其轉化為文格,則一如曾國藩〈乙丑正月日記〉分析文境之美,大概有八:雄、直、怪、麗、茹、遠、潔、適;若略分則不外如前文所述的陽剛和陰柔,「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這完全出乎自然稟賦,絲毫勉強不來。

    同樣的,在文格中,也可以反映作者的識度氣象,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云:「居富貴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寒飢也。王歧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雖欲不富貴,得乎?故歧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雖是論詩而移之於文亦然。再看蘇洵、蘇轍父子同樣寫了〈六國論〉,蘇轍僅拾蘇秦六國合縱,並力向秦的餘緒;而合縱難行,早見於戰國之時,因此蘇轍此作,堪稱冷菜重炒,乏善可陳;蘇洵〈六國論〉就不然,在文章一開頭便破題點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他真正的用意還不只是分析六國破滅的主因,而是進一步借古諷今,感慨宋朝自真宗以來,奉賂敵寇不已,必蹈六國後塵,最後結語說:「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秦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雖語意含蓄而深慨無窮,其後果然宋賂契丹以亡,如此識度,實非蘇轍所能望其項背。

    為方便起見,將學和養分開敘述,其實兩者如唇之與齒,是相輔相成,且須漫長一段時間,日積月累,才可望收效,因此韓愈告訴李翊要「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油脂)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而即天才如東坡,也有自感不足的苦悶,〈稼說贈張琥〉云:「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伸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可見有志於文,必先抱持生死以之的決心,努力充實學養。

    為文之先,要充實學養,但充實學養仍不能保證成為令人矚目的文章家,道理正如山上運來的原木,還得經過一番加工處理,才能成為上好的家具,所以歷史上雖有博學如陸澄書廚、李邕書簏、傅昭學府、房暉經庫,但他們的文學成就,並未凌駕韓柳歐蘇任何一家,原因就在於學養是縱筆為文的先決條件,卻非必然要件,這必然要件若排除前文說過的天生稟賦,可略而不論,另外特別值得一敘的,就是寫作技巧的掌握與運用。

    關於文章創作方法,古今文話論述不少,現在且依《文心雕龍•鎔裁》的「三準」說:「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建立中心思想);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選擇適當的材料);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下筆寫出中心思想)。」分成命意、謀篇、修辭三部分加以說明。

    (一)命意:黃庭堅〈病起荊江亭即事詩〉說:「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說明陳師道和秦觀文思遲速不同。的確,文思不同,或有成竹在胸,一揮而就的灑然;或有「吟成一個字,撚斷數莖鬚」的苦悶,惟兩者下筆成篇之前,必然都要確立主旨,然後循著主旨,在一團亂絲般的思緒當中,抽取絲頭,這正是所謂「運思」,運思的目的,即為突顯中心意旨的不凡,達到「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功效。然而不凡的中心意旨,又該如何突顯?這就要如《姜白石詩說》所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由於人人會說的道理,往往變成老生常談,如重拾牙慧,新意不出,難免味同嚼蠟;但人所難言的意理,固然不失奇特,卻易流於激詭偏詖,難服眾心,所以提昇學養以另闢蹊徑,實為命意不凡的根本之道。

    例如韓愈雖然崇儒尊聖,但他的文章卻「狡獪變化,具大神通」,一點也沒有道學味。在〈圬者王承福傳〉,將儒家思想,如「無入而不自得」、「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通功易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賦加於泥水匠王承福身上,再由他的言談舉止表露出來,恰似著鹽水中,無跡有味!但韓愈又恐王承福成為完美的聖人,因此塑造他成為不畜妻子,獨善其身的楊朱之流,並且還會說出像「天殃」這種小老百姓常用的語彙,意謂其水準尚不甚高。如此一抑一揚,不僅宣傳了儒家精神意蘊,且藉機攻擊了道家的自利,更主要的是,罵盡當時一群尸位素餐的富貴貪佞之徒,收到警世諷人的效果,顯然這篇文章的命意是杼軸別裁,奇偉而不凡。

    命意其次應注意的是,一篇之中,旨意不宜繁多,而且務必站穩腳跟,首尾持一,好比軍入敵陣,只有迎前進戰,不能游移退縮,自失立場。《涵芬樓文談.命意》對於這點,說得很好,茲節錄如下:「作文之法,辭句未成,而意已立;既立之後,於是乎始,於是乎終,於是乎前,於是乎後,百變而不離其宗。如賈生作〈過秦論〉,只重『仁義不施』四字;柳子厚作〈梓人傳〉,祇言『體要』二字;韓文公作〈平淮西碑〉,衹主一『斷』字;蘇長公作〈司馬溫公神道碑〉,衹用『誠一』二字。雖其一篇之中,波瀾起伏,變化不窮,而大意總不出乎此。」這種觀點和《文心雕龍•附會》曰:「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曾國藩云:「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二)謀篇:主意拿定之後,接下來最困難的,還不是搜尋資料,而是要在許多資料中,設想如何安排布置,以賦予它一個完整的風貌。因為材料如同生糙的粗鋼,未經一番鍛鍊汰取,就無法看出藝術的匠心,而安排布置正是為了達到匠心獨運必然要做的一道手續,這手續,通稱為「謀篇」。謀篇就像排崗步哨,必須籌畫周密,也像敵陣對壘,將校尉士皆有所司;步炮工輜各有顧應;全戰線的主力與側翼,前鋒及後備,都應有條不紊,層次井然,倘若稍見鬆怠,即有全軍覆沒之虞。每篇文章自可因應不同狀況,擺開不同陣勢,但也有萬變不離其宗的原則存乎其間,就兵家言,有所謂常山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腹則首尾俱應」;就文章言,有所謂鳳頭、豬肚、豹尾,「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我國史書如《左傳》、《史記》,對於謀篇都特別講究,值得細心體會,前節談到賞析作品,已有舉例,現在再拿《史記•項羽本紀》鉅鹿之役,敘述戰前、戰時、戰後的史實,來看太史公謀篇之能。

    戰前:此役主導人物是項羽,項羽原來不是主將,因為他奪得主將地位,才有此次戰役;又因這次戰爭,項羽初立威名,所以把他殺宋義一段寫得眉飛色舞,這一戰關係如何重大,作戰計畫又該如何,都從他口婸‘X,勝敗關鍵便躍然紙上。又此番戰爭已經相持許久,所以開端便將各軍所在位置提清,以後小有變動,再予補述。

戰時:專記項羽軍隊的行動,秦軍似乎只立於被動地位,而其餘聯軍的無能,也一併寫出。

戰後:記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顯示項羽一戰功成。緊接著敘述章邯之降,為此戰餘波,表明秦亡,此戰最為有力。

    這是從整體架構來說的,至於像王安石稱《春秋》為「斷爛朝報」,更有人評鄒陽〈上梁孝王書〉是「白地光明錦,裁為負販褲」(《世說新語》),正是說他們沒有好的結構。那麼從篇章的起筆、轉折、作收,又該如何做到美麗、浩蕩與響亮?以下便略作說明。

    所謂:「凡事起頭難」,一篇文章要引人注目,起筆就要有奇思煥彩,不能老做千篇一律的腐熟語,所以文章開頭的確很困難!蘇東坡文思非常敏捷,但他寫〈潮州韓文公廟碑〉,起筆也是幾經易稿才寫出「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歐陽修的刪潤舊作更是出名,例如他為韓琦作〈晝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後來才改訂為「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又〈醉翁亭記〉,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最後省作「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既然開頭不能千篇一律,又要引人入勝,當然就沒有固定的規矩可循,不過卻可以從文章的性質、寫作的內容和讀者的層面,加以考慮。另外林琴南《畏廬論文》提到起筆應避忌的地方,也值得注意:

總言之,領脈不宜過遠,遠則入題時煞費周章;著手不宜太突,突則轉旋處殊無餘地。用考據起,雖頭緒紛煩,須一眼注到本位,方有著落;用駕空起,雖寬泛無著,須旋轉趨到結穴,方能警醒。以上均就論說、贈送序及雜著各體言也。若記山水、記廳壁、記器物、記人,既不能奇,毋寧用年月,或但記事與物之所緣起,較無弊病。

    文章有了起頭,正如活水有了源頭,從此盈科後進,或瀠洄潺湲,或飛流直下,或碧波萬頃,或怒潮澎湃,總須各具波瀾,奔赴到海,而不能淤瀦成一泓死水,甚至乾涸枯竭,所以既要段段能夠承接,又要處處能夠轉折。蘇東坡〈留侯論〉開頭說:「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以下便由不能忍與能忍兩層意思承接貫說;韓愈〈祭十二郎文〉說:「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日月;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而這就是下文「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的來源。

    再看韓愈〈送董邵南序〉,陰抑燕趙,蘊含許多挽留董生,勸告董生的言外之意,雖短短一百五十字,卻有三層起伏轉折。原來董邵南準備離開京城,去投靠河北藩鎮,一般臨別的時候,總要說些慰勉祝福的話,但韓愈就寫得與眾不同,不僅深刻,且有創造性。先是從古代河北(燕趙)說起,不得志於有司的董邵南,到了那裡,一定可以和當地感慨悲歌之士合得來,接著語氣一轉,轉說到風俗教化古今不一定相同,所以董邵南這回到河北,合不合得來,就不可知了,這是用古今對比,含蓄的貶低河北藩鎮。最後再轉出正意,要董生去憑弔樂毅的墓,並勸屠狗者(《史記•刺客傳》說,荊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該出來做官了。以樂毅和屠狗者承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而屠狗者都應該為朝廷出力了,董生不應該去幫助藩鎮的意思,就呼之欲出了。

    水色之美,往往需要兩岸風物與青山景致的襯映;文章本身除應注意脈絡承接轉折外,也需要多種技巧的烘托,這就是修辭學的運用,我們另外在下文的修辭部分再說,現在先談收筆。文章不論順勢而起或劈空而來,到了結尾,總要讓人有餘音繞樑;齒頰回甘的感受,若成了強弩之末,難穿魯縞,不免讓人惋惜敗興,因此「結要響亮」正意味最後一筆,依然精神暢旺,不是頹然作收,也不是啞然無韻,這是文章的最後關鍵,善為文者,無不留意再三。《史記》中,往往就能看到結尾的神來之筆。

    〈項羽本紀〉寫項羽死後,各地皆降,獨魯不下,於是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太史公說:「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項羽是至情血性男兒,魯人對他忠誠,當可稍慰其寂寞,尤其劉邦和他對敵四年餘,最後居然泣之而去,可見前仇舊恨至大限到來,終將一筆勾銷;而惺惺相惜之感,也意味劉邦並非刻薄寡情之人,像〈高祖本紀〉敘述高祖還沛,高祖不僅擊筑,且歌詩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便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一位到達成功頂峰的人,在他晚年,畢竟會興起鳴哀之言!司馬遷《史記》雖有多處嘲諷劉邦,但對於劉邦出乎真情的舉措,並不忽略,所以結尾特別針對此事補上一筆:「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至於後來文家,像韓愈寫〈圬者王承福傳〉,結語說:「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前文深刻罵盡尸位素餐之徒,現在竟狡獪的脫卸罵人言責,說是要警惕自己,才寫這篇傳記,可說收束得非常高超有趣;杜牧〈阿房宮賦〉結尾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盼望後人以秦亡為鑒,回環往復,層層推演,不僅符合賦體諷諫的原則,也發抒了作者的胸臆(杜牧〈上知己文章啟〉說:「寶曆(唐敬宗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蘇東坡〈留侯論〉最後說:「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將太史公見張良畫像如婦人好女,與他論張良的能忍相結合,使本篇論辯更具說服性;歸有光〈項脊軒志〉收筆云:「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大有世事滄桑之感。凡此都是很好的收筆範例;但就是上等好藥對別人有益,自己不明究裡隨便用,反而會造成傷害,所以運用之妙,仍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

    (三)修辭:常有人問,究竟內容重要還是辭采重要?這就像是在問:「手心手背那邊不是肉」一樣有趣。固然「繁辭損枝,膏腴害骨」是奉勸人別太注重辭采,但「虎豹無文,鞹同犬羊」何嘗不是警示大眾,別忽略了修辭?當然修辭在於立誠,若誠不立而反惑於辭,就跟買櫝還珠沒兩樣了,古代散文家像韓愈〈答尉遲生書〉說:「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書?」(《文集》卷三十四)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居士集》卷四十七)雖有貴道務本的意思,卻未嘗沒有辭必己出,務去陳言,一空依傍的用心在,否則歐公也不至於有「不畏先生瞋,卻畏後生笑」的軼聞流傳文壇了。由於目前坊肆多有關於修辭方面的書籍,因此在這裡僅提出幾個重點,供讀者參考。

    1、對比:這是運用時空差異、人事變遷,或突顯今昔之感,或借勢比較論證,使文章各自達到抒情和說理的功效。例如袁枚〈祭妹文〉全篇不斷以今昔未來作對比,觸發無窮的感慨,袁枚因目前的哀痛而憶起昔日的歡娛,這是極為無奈的一種心理慰藉,讀者卻因此從這絕不相侔的兩種情緒中,產生「今不如昔」的強烈對比來。其次年光不能倒流,歡娛之景再難重現,而死後有知無知,能相見或不能相見,又屬不可憑信,於是作者的無涯之憾就更加深刻了。再說,過去是歡娛的,現在是哀痛的,那麼將來又將如何呢?「(吾)至今無男……,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這種來日茫茫,也許將更悲慘的前景,愈不能使人釋然於懷了。

    再看韓愈〈上張僕射書〉,正是一篇善用對比的絕佳論辯文字,韓愈首先搬出《孟子•公孫丑篇》「將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的一番話,然後高抬自己和張建封於群僚王公之上,認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誘導張建封入其彀中,建封如不順其意,就跟悖道好利的王公大人沒兩樣了。接著便開始述說建封聽從韓愈之利為何?如不聽從之弊又如何?爾我對舉,反正相形,於是韓愈與張建封,一是節度推官,一是節度使,現在卻成為合之雙美,離則兩傷的互動關係,韓愈筆力,真逼得建封毫無迴旋之地了。又除了段落中有對比外,再從整篇結構來說,也頗有對比之美,閔師孝吉說:「前半幅仗公義說理,後半幅以私交陳請。合全篇以觀,有人有我,不卑不亢。」確實是韓愈學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的佳篇絕構!

    2、誇飾:鋪張揚厲,顯豁難以名狀的物理人情,達到聳動聽聞,引人入勝的效果,就叫誇飾。東漢王充《論衡•藝增》說:「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由於王充強調務實,對於文藝創作也要求合乎事實,所以凡是經傳飾辭,一概予以抨擊,這固然對當時浮誇虛誕的文風有針砭作用,但對於文章想表達難言之意,使讀者得言外之情,勢必發生困難,因此像《孟子•萬章》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這種解釋是非常允當的。

    賦者,敷也。所以辭賦是最善於誇飾的一種體裁,有名的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就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自,施朱則太赤。」這種自全天下之大,收束至某一焦點的筆法,太史公在〈西南夷傳〉也用到了,但太史公的筆法卻不算誇飾,太史公是因為記述的對象,不能有所偏重,但又不能遍舉,於是按地區分類,如此一來,各類的方位、風俗、部落族群,無不綱舉目張,明白簡淨,可以說這種以類相從的敘述方式,是類敘法(韓愈〈畫記〉將一幅田獵人物畫的人、馬及其他動物、雜器物全數羅入文章中,正是用這種組織法。)但是後來柳宗元〈遊黃溪記〉,起筆雖仿照太史公的類敘方式,卻有著像宋玉那樣的誇飾意味在。〈遊黃溪記〉說:「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宗元出生於京城長安,祖籍是山西,永貞事變後被貶永州(湖南零陵),所以他文章開頭提及山西、陝西、浙江,一直到湖南以南如此廣大的地區,的確都是他足跡所到的範圍,他認為那麼多州,就以永州景色最美;永州境內那麼多村落,又以黃溪最美,頗有誇飾意味,顯然是作者主觀情感的認定,而有誇飾情感,當然無法與秉筆直書的史傳作等量觀了。

    3、設喻: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惠施對梁惠王說:「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此足以說明,運用各種方便權巧,使人充分了解,即稱為「譬喻」。戰國諸子其實不分那一家,都特別擅長譬喻,像孟子就常常藉譬喻來詮釋他的主張,諧趣幽默中,流露無比智慧光芒,如以逐漸減少偷雞,諷剌商業稅不能馬上停徵(〈滕文公〉下);以揠苗助長說明養氣不能望其速成(〈公孫丑〉上)。尤其像〈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到最後才點出貪求富貴利達的人,連妻妾都將感到羞泣,真可說是「善『譬』無瑕謫」了!宋代陳騤《文則》卷上將設喻之法分為: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共十類,實際上未免過於瑣碎,歸納這十項條例,大可將它併為明喻、暗喻兩類。試看《史記•淮陰侯傳》,蒯通遊說韓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就用了明喻和暗喻。

    蒯通先說:「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最後又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遲疑),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勇士)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沈)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前者用語含雙關的相術,先試探韓信的意向,屬於暗喻;後者列舉四項兩兩對比的迥異狀況,勸韓信知而不決,必招後禍,則屬於明喻。

    修辭學上或有更精確的定義,不過大致來說,明喻頗類似比擬,如裴駰〈史記集解序〉曰:「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裴松之〈上三國志表〉曰:「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乏,顧慚二物!」既是明喻,也是比擬。暗喻則頗類似寓言(寓意之言,未必是完整的故事),所以像韓愈〈雜說〉「龍噓氣而成雲」一首,或有人說是比喻君臣遇合;也有人說是指德行道義,發為事業文章;更有人說龍比喻自己,雲比喻文章,意思是指立言不朽,端靠自己。此作之所以眾說紛紜,正因韓愈用一種寓言式的暗喻法,並沒有將寄託清楚的點出,所以留給讀者無窮的想像空間。說它是暗喻的文章並沒錯;說它是寓言也未嘗不可,難怪方苞推崇備至的說:「尺幅甚狹,而層疊縱宕,若崇山廣壑,使觀者莫能窮其際。」(《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此外,《老學庵筆記》卷八提到:「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到現在還常聽人形容美女是「閉月羞花,沈魚落雁」;才子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諸如此類,對一般人而言,沿用成語無可厚非;對文學創作者來說,就是一種惰性的慣力驅使。一味按照習慣走,總比創新來得簡單,所以寫作的時候,不知不覺便容易滑入「窠臼」裡頭。「窠臼」可能是自己常用的老套,也可能是世俗某一段時期的偏好,總之對作者的創作,往往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因此《後山詩話》就說:「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多看可以提昇學識;多做對於文字駕馭、技巧純熟(熟與爛有火候之別,不能相提並論),都有助益;商量多就是事後的反省檢討,避免用辭不當,或落入窠臼之中,歐陽修的精神,值得習文者效法。

    說完散文作法,讀者千萬別跟著掉入窠臼之中,在沒動筆開始寫的時候,就先想:「這段要設喻,那段要呼應;這段要吞吐嗚咽,那段要繳結有力……。」如此刻舟求劍,本末倒置,一定寫不出光景常新的好文章。寫作方法本是從文章歸納出來的通則,要懂得活用它,而不為法所縛,才是探討它的真正用意。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所以即使說得再多,還是要親自嘗試,才能體會箇中甘苦,否則數他人家珍,仍然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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